好的。教育的改革不仅仅是教育一家的事，用人单位不能参与教育改革，教育自身又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和裁判员，教育是很难提高质量的。所以我说：
2008中国管理科学大会暨经济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发言材料
促进教育创新 是企业和企业家的责任
1983年，邓小平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解决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问题。
1985年，“三个面向”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
长期以来，针对教育改革，争论不断。教育部门一再强调，教育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引用三项明显的成就进行论证，一项是基础教育的“两基”工作，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一项是大学扩招，为新一代年轻的中国公民上大学提供了机遇。还有一项就是新课程改革，力求把教育教学引入素质教育轨道。但是，这种评价很难得到大众的认可，人们对教育的不满和批评之声弥漫在网络、报刊和日常的聊天当中。举两个例子：
一是大学毕业生的量与质的问题。2005年有一份《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的报告得出的结论：“尽管中国大学毕业生队伍非常庞大，但跨国公司发现其中极少有人具备从事服务业的必备技能（包括工程师、财务人员、会计、定量分析员、通用类人才、生命科学研究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等九种职务），平均只有10%的求职者适合在外国企业中担当那些角色。”还有更大部份大学毕业生必须在社会相关机构或市场接受新的培训和教育才能就业，仍有一部份大学毕业生只能选择一些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这就是造成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求职难，一方面用人企业抱怨招不到适合可靠的人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原因。所以中国社科院资中筠老人针对“大学没有质量标准，也没有什么质量反馈机制”的现象指出：“中国的教
育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质”。
二是教育收费问题。每年秋季开学，教育乱收费就成为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治理教育乱收费就成了教育系统的重点工作，从教育部到县（市）教育局都成立“治乱办”，但实际情况是“治”和“乱”同时并进。每年相关部门公示的治理教育乱收费的“罚、没、缴、退”的数字都很大，但查者年年查，收费者年年收，甚至在收费前就做好了拿出40%应对检查，还有60%可用的准备。所以，见怪不怪。一方面说明治理教育乱收费力度大，一方面说明治理教育乱收费难度大。
三是中小学教育问题。1、中小学教育是我国教育的基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就一直在努力推进素质教育。但是，基础教育的成果终端还是上大学，大学还是“以考试分数论重点和非重点、一本和二、三本”，其中做了一些如“保送生”的尝试改革，又被一些不正当的“权、势、利”扭曲了，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很难确保真正的优秀高中学生保送上大学。这样，考试和分数就成了基础教育追求的目标。2、为了孩子能迈向社会的精英阶层，就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名牌学校的高等教育学历，一个是良好的英语水平。为了给孩子创造这两个条件，父母从孩子上小学就开始找老师补课，一直补到高三，甚至被称作“高四、高五”的复读生。在城市里，本来孩子就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没有兄弟姐妹说悄悄话，也没有吵架的对象，到了学校里从早自习开始，一节课紧接一节课，基本上是老师讲学生听，课程很单调，与素质教育的目标相差甚远。为了控制中小学生补课，教育行政部门下了很多文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结果却是愈演愈烈。不仅英语要补，音乐、美术、语文、数学等课程都是补课的内容，不仅老师给学生补，社会上还出现了补课的职业机构。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个上升（学生视力不良、肥胖等问题逐年上升。北京青年报10月20日消息：“北京高中生正常视力〈4.8为合格标准〉检出率出现“零蛋班”。），一个下降（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学生的肺活量、体能素质不断下降。有一所中学30分钟时间的升旗仪式，有五个学生晕倒在地）。学生家长一方面批评现在的教育制度和和教育管理，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找老师帮助孩子补课，而补课的收费超过学校的收费。一个工薪家庭的收入积蓄基本上就是用于孩子读书，还不知道孩子能不能考上名牌大学。所以说，中国教育改革的压力很大，
有来自民众的压力，有来自社会的压力和受教育者的压力，偏偏没有来自企业的压力，而企业又恰巧是“教育产品”最合适的检验者。教育系统本身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还做裁判员。所以，我呼吁“促进教育创新，是企业和企业家的责任”。
反思中国的企业，能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国营改制企业和垄断行业企业，前者依赖国家的基础，后者在国内没有竞争对象。民营企业则兴也快、衰也快。象当年新闻榜上赫赫有名的正大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根生）、青岛双星集团公司（董事长汪海）、武汉长江动力公司（总经理于志安）等第一代企业和企业家邹风楼、尚海涛、李华忠、陈祥兴、孟祥海、马胜利、朱毅、杨其华、周冠五、齐心荣、殷国茂、徐有泮、霍荣华、应治邦、黄春萼、刑起富、陈清泰等都是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造实行承包制改革中涌现出来的企业家，但是没有一个人最后完成了企业产权的清晰化改造，一半多的企业早已陷入困境或者已经消失。企业家的命运也很不乐观，有的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医疗费也无力支付，名声最响的马胜利1995年后每月只领到130元退休费。身为企业家的聂圣哲曾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一群说不清楚的人，有的在贷款、有的在吹牛、有的在包二奶、有的在赌博”。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要象麦当劳那样依靠自己真正做强并可持续发展，中国的企业家要象比尔·盖茨那样成为真正的“资本家”，还是有必要借鉴美国的经验。企业和企业家要担起“促进教育创新”的责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企业，如果教育不能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企业赖以发展乃至生存的基础将会荡然无存。
企业要关注中小学教育，但更需要促进大学教育的创新。如果说在没有普级大学教育以前中小学还有升学的压力，那么中国的大学就没有特别的压力。因为“包上学、包分配”的中国大学体制已改革为“自费读书、自主择业”，毕业生分配不出去已经不是大学的责任。这样一来，大学也不怕学生教得好或者教得不好会怎么样，因为这个后果已经由学生自己来承担。等到学生毕业后在市场上转了一两年，感觉到大学的学习和考试与市场求职的需要没有密切联系时，再找学校算帐，时间已经很长，也没有什么规范的渠道，所以也就没有质量反馈机制。大学所重视的就是招生计划的扩大和落实。教育创新的理论如何落实到科学发展观中去，作为“教育产品”的上帝——企业和企业家最有发言权了。当企业一直埋怨招不到合适可靠的人才时，却
又一直疏于向教育界施加压力。要知道，国家重视教育的大前提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企业关注重视教育才是促进教育创新和变革的最重要力量。因为企业是教育的消费者，是人才培养的基地。
教育创新是教育改革的主题，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教学追求的目标。实际上，要提高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在参与教育创新上有足够的施展空间。我们说企业要担起“促进教育创新”的责任，要避开一个传统误区，就是讲投资。实际上对教育的投资不应该是企业的责任，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我讲的责任是企业要参与教育。现在中国的大学投入二三十个亿建立新校区已蔚然成风，但是却没有多少钱用于提高教学质量和提高老师的待遇，正如网民批评的那样“没有效益意识、没有风险意识、没有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能不能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学位的垄断性，还会有多少人去读大学？企业参与教育的责任就是向教育要效益，要质量，就是要确保我们国家在21世纪的竞争力，就必须培养未来创新所必需的技能娴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企业和企业家如何为促进教育创新担当责任？中国社科院、中国管科院都要为企业家搭建一个平台，企业家、教育家联席会议也好，圆桌会议也好，教育论坛也好，都要对教育改革和创新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
促进教育创新，如何运用企业和企业家的影响力，确实是中国管理科学院值得考虑并努力去追求的一个问题。
美国的企业界在20年的时间里为了推动教育改革组织和参与了5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产生了《激活美国的潜力：为了创新计划的教育》的报告，终于影响了美国出台《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而在我国，拥有强大资源的企业界还远未在教育领域展现它的影响力。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特约研究员：方宗廷
2008年12月1日
通联：13979355618
信箱：LQSLZQSM@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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